追忆与怀念

在纪念敬爱的周总理诞辰100周年时，我回忆起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多次为周总理会见日本朋友做口译的幸福时刻。

周总理是当代中国一位具有深远国际影响的伟大外交家。为了落实党中央、毛主席的国际战略部署，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周总理呕心沥血，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特别是通过开展长期的民间外交，不仅使中日两国在1972年9月终于恢复了邦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两国人民的心灵中间播下了友谊的种子，使它发荣滋长，根深叶茂，长久地在两国关系中发生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也包含着对日本新闻界所做的工作。

1955年8月17日下午，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日本新闻广播界代表团。据我所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第一次会见日本新闻记者代表团。这个由13人组成的代表团，包括了日本主要新闻单位的代表，他们是应当时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的邀请来华访问的。

我本人此前从未接触过日本新闻记者，深感接待工作难度很大。当时新中国成立刚刚6年，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新闻机构的人对新中国普遍不了解，甚至存有偏见。他们的新闻观点也跟我们不同。如果说他们对我们所介绍的正面情况和各方面取得的进步往往兴趣不大，毋宁说，他们对我们国家还存在的落后面和缺点以及暂时的困难更感兴趣。不消说，代表团这次到中国来的重要目的，是会见周恩来总理，他们事前用书面提出了5个问题。周总理不仅书面作了回答，还亲自会见了他们。

那一天，担任翻译的是赵安博同志。我被安排坐在他的后面，做助手。我坐的位置，距离周总理是那样的近。周总理落落大方的举止、洗练潇洒的动作，紧紧地吸引着我。周总理坐下后，发现旁边小茶几上事前安装好的话筒的电线未整理好，显得乱一些，就立刻起身把眼前凌乱的电线整理了一下。我想总理连这样的小事都注意到了，真了不起。后来，我看到《每日新闻》记者橘善守在他写的一篇报道中提到这件事，也对周总理的细心敬佩不已。

周总理首先对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说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我愿意回答。日本记者围绕着中日关系提了几个问题。我印象最深的是横田实团长的提问：“请问，您认为促进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何在？”周总理斩钉截铁地回答：“关键在于两国政府都应当根据人民的利益，进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来改进中日两国的关系。”周总理还说：“中国人民和政府两年来向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伸出友好的手。我们相信绝大多数日本人民如同中国人民一样是要求中日两国友好，要求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接着，周总理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方面可能有人觉得，中国方面急于使中日关系正常化，因此日本政府可以多提一些无理的要求，与中国政府为难。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问题不在于谁急谁不急，而在于应该不应该促进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政府之所以致力于改进中日两国关系，是因为这样做对中日两国人民有利，对远东和世界和平有利。”

代表团成员在发言中还谈到，日中两国新闻界的友好往来对于增进日中两国人民友好和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是有意义的。周总理表示，希望代表团这次访华在这方面能起良好作用，并希望他们回国后能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作出全面的善意的报道，以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这次会见时间很长，从下午5时30分到7时15分。会见的过程，宾主有问有答，互有交流，显得很活泼，效果也很好。尽管周总理事前通过书面已全面回答了日本记者提出的问题，但对于记者来说，不能满足于书面答复，无论作为新闻价值或者作为记者的追求，都莫过于能当面采访周总理。如今周总理不仅会见了他们，而且仔细地一一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每一位日本记者都感到非常满意。

1964年5月16日周总理接受日本共同社专务理事岩本清的单独采访，由于我被临时调去做翻译，所以又留下了深刻印象。岩本先生在那一年的春天安排了历访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的计划。北京，是他四国之行的最后一站。他访华的目的，除了要加强共同社与新华社的合作关系外，主要的是为了会见周总理。

会见是在中南海西花厅进行的。宾主坐定后，在轻松的气氛中，周总理先向岩本先生了解了共同社的一些情况。会见开始后的30分钟，话题差不多都集中到这个问题上，由此可见，周总理对日本情况的关心。接着，谈话进入了一问一答。岩本先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日中关系问题。

周总理仔细地听了提问后回答道：中国政府同意包括日本执政党在内的一些朋友提出的积累方式。积累方式应该是一步一步向前进的。如果受到外来势力的阻挠，进一步，退两步、三步，事态就会恶化。应该继续向前进，这样，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采取果断的政策……他说，所谓果断的政策，就是时机成熟时，要有一个质变，这就是说还要在形式上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虽然问题并不简单，但是，日本政府必须明确地坚持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本不能同时跟中国和蒋介石集团建立外交关系。所谓果断的政策，就是指这一点说的。周总理接着说，日本政府当局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局外者不应该说三道四。”我赞成这个想法。我认为这反映了大多数日本国民的声音。我相信，而且希望不管有什么阻挠，中日邦交总有一天是要恢复的。

岩本清感谢周总理做了明确的回答。他还提出了有关中国核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周总理在谈话中阐述了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岩本对这次会见非常满意，回饭店后，立即核对笔记，写了长篇报道，发回共同社。

还有一件事，使我感到周总理不仅礼貌周到，而且缜密细致。那是1970年4月，为中日关系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松村谦三先生最后一次访华，带来日本有影响的大报《朝日新闻》社社长广冈知男。当时我正在国内休假，参加了这个团的接待工作。广冈社长随松村先生来华的目的是要单独采访周总理，以便在《朝日新闻》上刊登独家新闻。从代表团一行3月下旬抵达北京到4月19日周总理决定会见全团为止，一直未能安排上单独会见。《朝日新闻》社为此事很着急，曾通过该社常驻北京记者秋冈家荣向我透露说，《朝日新闻》社对周总理单独会见广冈社长很重视，尽管在社长访华期间该社社主上野先生逝世了，但仍决定广冈社长不回日本。我及时把这一情况向有关方面作了反映，但《朝日新闻》要求的单独会见始终未能作出安排。这样，广冈社长只能随全团接受周总理的会见。出乎意料的是，会见刚一开始，周总理在谈话中就特意提到广冈先生。周总理非常自然而又亲切地把目光转向广冈社长说，今天在座的就有《朝日新闻》社的广冈社长，我的谈话也就是对你的谈话。显然，这是周总理对广冈先生的特别关照。

未想到此事还有下文。过了一年多以后的1971年10月28日，周总理在北京接受了由当时的《朝日新闻》社编辑局长后藤基夫率领的记者组的采访。那时我仍在东京作常驻记者。我在《朝日新闻》的头版显著位置上看到周总理回答该社记者组提问的独家新闻。从这一篇报道中可以看出，周总理的细致和周到：他把广冈社长前一年访华的事联系了起来。周总理在那次接受采访时，一上来就提到广冈社长和松村谦三先生。周总理说：“贵社的广冈社长去年春天曾跟已故的松村先生一道来访，但我未能跟他单独会见。现在，我是跟代表你们社长来访的后藤编辑局长会见，回国后，请向社长转达我的问候。谁都没有想到松村先生会逝世，我们已经不能再见到他了。”

事隔25年后的1996年12月，我重访东京时见到《朝日新闻》社顾问中江忠利先生。他回忆1971年随后藤编辑局长访问中国会见周总理时的情景。他说，当时正值中国将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前夕，也是日中复交的头一年，所以，“那次会见是历史性的。周总理在会见时，还特意提到广冈社长和松村谦三先生。”中江先生说此话时，颇有感慨。